5月9日，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一案在辽宁高院二审宣判，二审维持了沈阳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刑的一审判决。这一司法裁判，由于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存在诸多瑕疵，而遭到了学界和舆论的如潮质疑。

　　5月18日，辽宁方面通过人民网法治频道公开回应，就公众质疑的四个方面问题进行了解释，意即此裁定程序正当、实体合法，没有任何问题。

　　结合公众的质疑和辽宁方面的回应，我想就此事再次提出四点质疑，希望辽宁高院或者为其辩解的法学专家能够正面回答。

　　首先是程序问题。二审中，辩护人向法庭申请通知6名证人出庭，以证明夏俊峰在城管的执法现场曾遭殴打，法院既没有同意证人出庭作证，也没有采信他们的证言。辽宁高院主审法官苗欣说，因为这些证人证言和当事人夏俊峰口供矛盾，所以未予采信。同时法庭认为证人没有必要出庭。

　　这完全是强词夺理的说法。《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第47条又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此规定，就是因为通过质证的证词，更便于辨别真假。

　　最高法1998年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还明确规定，除非未成年人等四种情形，“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在夏案中，那6位证人都不属于例外情形，理当出庭作证。

　　辽宁高院只采信夏俊峰本人称执法现场未受城管殴打的笔录，而对其他6名证人证实城管曾殴打夏的证言不予采信。为什么宁可相信一个人的话而不愿意相信多人的话呢？夏俊峰在当时的情形下，由于场面混乱，无法冷静观察和深刻记忆，所以他说城管未进行殴打，恰恰符合生活的逻辑，但既然其他证人能够不约而同地证明城管打人，法院凭什么不采信？

　　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既然夏俊峰身上存在伤痕，而夏本人又坚称在城管队办公室遭受城管人员的殴打。法院仅仅因为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城管打过夏俊峰，就拒绝认可他在遭受了非法侵害后继而自卫。这里的问题在于，夏俊峰身上的伤痕，在没有弄清其他来源的时候，就是本案中的重大疑点，在疑点未得到合理排除前,就匆忙定论称夏俊峰未遭殴打并判处其死刑，这显然是偏向了城管方面。

　　第三，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有关机关的授权，城管部门行使管理市容市貌的行政综合执法权，但这种执法必须在主体和程序等几方面都严格符合法律规范。仅就夏俊峰的案件而言，城管在未严格履行程序手续——比如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开具扣押单等程序——的前提下，就强行去搬他的摊贩，这就是一种非法的行为。对于这种打着执法旗号的非法行为，公民有权拒绝，这种非法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城管的过错。换言之，即便无法证明城管曾经殴打过夏俊峰，就凭城管的违法执法，也足以让夏俊峰得到从轻处罚。

　　第四，辽宁高院搬出当地一个名叫邢志人的刑法学教授解释说，“退一步讲，即便是执法人员有殴打行为，如果不是采用致命手段并且可能造成严重伤亡后果的，也不能认定夏俊峰是正当防卫。”这就更加荒谬，根据刑法第20条第二款的规定，防卫过当也属于正当范围的范畴，只不过是要承担超出防卫限度的相应责任。如果城管有殴打行为，夏俊峰即便杀死他们，也应当在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以下减轻或免除处罚，而不是判处极刑。邢教授的说法，是偷换概念，有误导公众的嫌疑，他试图将可能存在的过当防卫引向不可饶恕的罪过。

　　至于说被杀者身上是否有划拉伤，这和防卫行为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人在遭受暴力袭击的情况下，既可能挥舞道具胡乱划拉，也可能因为一时激情而直接刺杀。这里的关键问题，依然是必须解释清楚夏俊峰的伤来自何处，如果没有彻底、合理地排除城管伤人的可能性，对夏俊峰的死刑判决就经不起历史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