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观点

　　采取注射的死刑执行方式，并非通常所想象的“有百利而无一害”。当今世界各国，采取注射死刑的却寥寥无几，那些法治先进国家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谨小慎微”，甚至视同如安乐死、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一般，立法上不敢贸然推行，其原因除了注射本身并非“毫无痛苦”以及对物质技术条件的高要求外，一个重要的障碍就在于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因为在常人的潜意识里，对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采取如此“温柔”的行刑方式，无异于对其犯罪行为的“纵容”。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执行方式的改变往往就像死刑存废一样，历来颇受争议。

　　自从立法确立注射死刑之日起，社会上就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死刑执行的作用在于惩罚和威慑，枪决无疑是最合适的选项，注射死刑则与民众心中传统的报应观相去甚远。甚至不少司法界和法律界人士也认为，死刑威慑力是预防犯罪最有效的手段，有助于阻止其他有潜在犯罪意识的人实施犯罪，而注射死刑不仅难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且对受害人也不公平，还不足以平民愤，不利于宣泄人们心中的仇恨。这些质疑归根结底都在于传统刑罚报应观根深蒂固。

　　赞成观点

　　中国对注射死刑的推进，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行刑方式的人性化，更有助于增进民众刑罚观念的改变，为中华法治的文明进步输出良好的心理基因。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法律人作出更为细致的说服和阐释，引导民众培育先进的刑罚观念和法治理念。

　　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不难发觉刑罚报应观的“利小势微”。早在200多年前，贝卡利亚就深刻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刑罚的这种必定性意味着:无论如何，只要你犯罪了，就必然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犯罪人以交付自己的部分权利、自由乃至生命作为犯罪行为的必定代价，从而消除怨恨维护社会均衡。对死刑犯而言，生命被合法剥夺就预示着其已经为自己的所有犯罪行为付出了代价。所以，在不得已由国家“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时，死刑的目的仅仅在于合法地结束犯罪人生命，而不在于以何种痛苦的方式去结束。无论生前的行为多么罪恶，在面临国家安排的合法死亡时，用终结生命的残忍度去实现刑罚的报应性功能，甚至讲求对犯罪的震慑效应，都是不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