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和王明本是好哥们，在一次聚会上两人却因一件小事闹红了脸。耿耿于怀的张林一直想给王明一点“颜色”看看。
一天，他听说王明一人在宾馆，遂带上“武器”冲上去，不由分说将王明砍伤，后经鉴定是轻伤。伤人后，张林后悔了，称自己是一时冲动。由于张林的认错态度良好，他的家长也愿意为王明的医疗费买单，在法官的协调下，王明也就不再计较。由于双方的刑事和解，张林避免了牢狱之灾。
“要探索建立刑事自诉案件的和解、调解制度，节省司法资源，以争取最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是最近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传出的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全国已有北京、上海、安徽、浙江、四川等省市尝试刑事和解，允许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和解或调解，只要受害人和加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对加害人应当免予刑事处罚或从轻判处非监禁刑。
以案说法
的哥刺伤的哥和解后获缓刑
4月5日，王某在成都一家干洗店门口洗车，和陈某发生了口角。随后的抓扯中，陈某怒气中掏出水果刀，王某也回车上拿出一把猎刀，但两人被周围群众分开。几分钟后，陈某的朋友的哥杨某赶到现场，双方再次发生打斗，王某掏出猎刀将杨某刺伤。王某立即报警并等待警方处理。
王某如被判刑入狱，家庭必将遭受重创甚至陷入困境，同时也无力赔偿杨某。怎么办？
是一判了之，还是有其他解决办法？
目前，成都正试行刑事和解，在刑事自诉案件中，法院普遍允许当事人之间和解，达成赔偿协议后，自诉人撤诉或调解结案。在公诉案件中，尝试当被告人和受害人达成协议并履行，依法判处被告人缓刑。
“拿到这个案件后，我们主动找到被告人的家属交换意见，让他们去争取被害人的谅解。”承办此案的成都市武侯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介绍说。
在杨某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王某家属在检察官建议下，多次找到杨某家属协商，最后在法院调解下达成协议：王某一次性赔偿杨某3万元，杨某同意谅解王某的行为。法院开庭前，王某的家属就将3万元现金送到杨某手里，杨某也向司法机关出具了谅解书。
承办检察官在发表公诉意见时，明确指出双方已达成和解赔偿协议，并实际履行，有从轻减轻情节。出于对两个家庭考虑，希望法庭判处缓刑。
近期，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了检察院的建议，判决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权威声音
尝试刑事自诉案件调解新模式
“要尝试和探索轻微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特别强调。
“刑事自诉案件，被告人罪行一般比较轻微，当事人双方矛盾并不十分尖锐，具备和解可能，法院在审理时，要尽可能多做劝解工作，促使双方和解。”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指出，如果经过法院出面做工作，被告人认罪悔过，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从而达成和解协议，对被告人应当免予刑事处罚或从轻判处非监禁刑。
姜兴长说，对其他一些犯罪情节轻微、危害后果不大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充分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也可以尝试做一些调解工作。被告人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对被告人可以作出从轻、减轻处罚或免于刑事处罚。
“这样做，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消除当事人之间的积怨，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修复社会关系。”姜兴长指出。
专家建议
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允许当事人“私了”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除刑事自诉案件外，司法机关一旦发现有犯罪行为都必须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此后，无论是否得到被害人原谅，加害人一般都要面临被定罪、判刑。”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建议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允许刑事案件中当事人“私了”。
“刑事案件发生了，对被害人来讲最现实的莫过于赔偿损失，弥补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创伤。一旦加害人被定罪、判刑，其学籍、公职等都可能无法保留，并一生背负‘罪犯’的恶名，不容易被社会再接受。从此，他们可能对被害人产生怨恨，不愿再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说，这样的结果常常是加害人和被害人两败俱伤。
陈光中说，由于刑案双方都有需求，刑事和解也就是俗称的“私了”，在民间有着很大的市场。他认为，有受害人的刑事案件只要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上都应该允许当事人和解。对于贪污、受贿等案件，没有具体受害人，损害的也主要是国家利益，这类案件就不能和解。相反，邻里之间斗殴伤害、盗窃、抢劫的刑事案件就可以允许双方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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