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型毒品在毒品犯罪中异军突起，涉案数量不断上升，滥用新型毒品瘾君子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型毒品的出现，并不只是被滥用毒品种类的简单增加，而是涉及毒品犯罪模式重大变化的问题，它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的威胁，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工作形成了新的挑战。本文拟运用犯罪学的基础理论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新型毒品的定义和现况

　　所谓的新型毒品，事实上是一个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通常是指除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和可卡因这类传统的常见的毒品范围之外的毒品。从广义上讲，包括了《一九六一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经修正的一九六一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一九七一年精神药物公约》中所列（除上述常规毒品之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近年来出现的人工合成的兴奋剂。就狭义而言，从追求“时尚”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新型毒品也可以称之为“新潮”毒品，是目前毒品市场中较为流行的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兴奋剂，主要包括流行于欧美的麦角副酸乙酰胺（迷幻剂LSD）、吸入剂，也包括目前在我国较为常见的合成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其中主要包括甲基苯丙胺（冰毒）和更难检测到的摇头丸和K粉等。 
　　除了现实世界中的新型毒品外，在这个网络横行的时代，一种被称为“音频毒品”的新型毒品也开始出现。这类虚拟毒品最早源于意大利，据称是经过了数十次的临床试验，通过调节脑电波，可以产生等同于吸毒后的状态，但是时间只有吸毒所持续的十分之一，不会上瘾并且非常安全。然而，专家们对于这一新品种的出现嗤之以鼻，认为根本没有医学根据，完全是安慰剂的效应。⑴换言之，这是一种假货。因此，本文所指的新型毒品不包括网络类的虚拟毒品。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新型毒品与海洛因、可卡因等传统毒品相比，无论是在使用数量，还是在使用人数上，都还处于次要的地位，但是其增长的速度相当快，二○○八年联合国毒品问题年度报告证实了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全球传统毒品（可卡因、海洛因、大麻）的使用量下降，而兴奋剂的产量和使用量却提高了。⑵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新型毒品的价格相对而言较为低廉，更重要的是它的种类繁多，并且通常被宣扬得不会像传统毒品那样有害于人体，因此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长期以来，毒源在外，过境贩毒是我国毒品犯罪的主流特征，虽然其中亦有许多毒品犯罪行为是以我国作为毒品的销售目的地，但是新型毒品的出现无疑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局面。当前，我国国内的新型毒品呈现出以下的格局：既有来自于“金三角”等境外的，也有国内生产制造的，而国内制造的新型毒品既走私出境，又内销国内市场，这种局面加大了新型毒品的治理难度，因而也呈现不同于传统毒品制贩的特征。⑶ 
　　就云南省的情况来看，二○○九年一月至六月全省法院判决生效的毒品犯罪案件中，甲基苯丙胺案件同比上升20.57％，⑷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未被发现的隐性犯罪。在传统毒品犯罪案件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的情况下，新型毒品的发展和蔓延趋势无疑令人关注。

二、新型毒品的犯罪行为模式

　　根据犯罪学的基本理论，从毒品犯罪的具体行为和过程来看，笔者将毒品犯罪区分为四个密切相连的环节。第一环节：毒品的来源——原植物的大规模种植行为；第二环节：毒品的产销——生产、销售和运输行为；第三环节：毒品的消费——滥用行为；第四环节：毒品获利的合法化——洗钱行为。基于上述区分，可以将毒品犯罪的性质区分为：作为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定性的毒品原植物的大规模种植行为；作为有组织犯罪定性的毒品生产、贩运和销售行为；作为街头犯罪定性的毒品零售行为和毒品原植物零星种植行为：作为无被害人犯罪定性的毒品消费行为和作为白领犯罪定性的毒品获利合法的洗钱这五个方面。⑸ 
　　仅仅基于这四个环节、五种定性的区分，就可从看出毒品犯罪的复杂性。以往我们认为，只要从源头上抑制住毒品农业（即毒品原植物的大规模种植行为），就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毒品的泛滥，但是新型毒品的出现，使原有毒品犯罪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一、从制造工艺上讲，新型毒品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对毒品农业的依赖；二、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新型毒品使得合法的药厂和制毒场所第一次出现了交叉关系；三、从销售方式上讲，新型毒品的零售更为隐蔽、并走上了网络化的道路；四、从消费模式的角度来看，新型毒品成为了一种所谓的“社交毒品”。 
　　简而言之，新型毒品的生产已经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工业，带有典型的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其生产的便利性和隐蔽性使得毒品犯罪行为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使得传统的毒品犯罪的四个环节行为划分简化为三个环节。

三、新型毒品的生产模式

　　与海洛因、可卡因等毒品的主要组织成分来自于绿色植物不同，绝大多数新型毒品依赖的是化工型原料，换言之，其制毒原料不需要原植物的种植，即不依赖罂粟、大麻、可柯树而在实验室中就可以合成的化工型产品或者药品。 
　　这就使得新型毒品的生产不再受到传统毒品原植物种植即所谓毒品农业所带来的必然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劳动力密集型的投入、大面积的种植地域、制毒工厂的选址和毒品原植物的季节性收获，从而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对毒品农业的依赖。 
　　在我国，所有的新型毒品中，冰毒的产销是最为明显的，麻黄素是生产冰毒等新型毒品的主要原材料，而我国是天然麻黄素的主要产地，这使得国际贩毒集团和国内贩毒团伙或以各种名义走私麻黄素，或直接在境内建立毒品加工厂。由于这些新型毒品的体积缩小，更便于藏匿，且一般无异味，更增加了缉毒机关缉查的难度。 
　　由于麻黄素和其他主要原材料也是生产医疗药品的主要原材料，为了防止制毒集团通过采用大量购买药品的方式来获取制造新型毒品的原料，卫生部门曾经下令全国医药销售部门对治疗感冒等类型的药物进行限量购买的措施，客观地讲，这个措施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质意义，它既无法阻止住业余型的制造行为，也会因“蓝精灵行动”⑹手法的规避采用而归于失效。 
　　事实上，对于制毒集团而言，通过购买药物进行制毒原料的提取是一件既费时又费力且极其不经济的方式，这是在国家严格管控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当然，还真有那么一些犯罪分子不嫌麻烦，在“202”⑺案件中，这个涉及全国部分省市的走私制毒原料的有组织犯罪集团，通过大量回收过期感冒药，经过粉碎处理后运往境外进行贩卖。实践证明，我们对这种下下策事实上的存在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对于制毒集团来说，中策理所当然应当是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途径来获取主要原材料，如在“114”专案中，犯罪分子就以医药公司的名义非法买卖、经营制毒物品，为境外制毒分子提供原料。⑻上策则明显是寻找替代物品。事实上，“富有创造力”的毒品犯罪分子也不愿受限于天然麻黄素的供应，他们已经开始采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来制造冰毒，并在积极地寻找新的替代品规避资源的缺乏，从而使冰毒的生产逐渐摆脱了对麻黄素的依赖。如中国头号毒枭刘招华通过将化学品苯丙酮（其买卖不受太多限制）合成甲基苯丙胺的结晶工艺、研制出了不依赖麻黄素的冰毒。⑼ 
　　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制造新型毒品的场所既可以是复杂的，也可以是简陋的，这取决于所要制造毒品的种类和数量，有的需要高技术设备的加工厂，如2005年11月江西省公安厅破获的刘军特大制毒工厂案。⑽有的则只需要使用几个实验室的器具就可以完成，如京城某大学生贾字（化名）仅仅通过书籍、网上资料和市面上能够公开买到的原料和设备就制造出了K粉。⑾ 
　　同海洛因、可卡因的提纯一样，新型毒品的制造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需要化学师或者有化学知识的人来完成。犯罪分子正是利用化学变化多端的有机物结构，以外行人难于弄懂的方式来制造新型毒品，在实践中还会采用分段加工的手法，在到达毒品消费地后才完成新型毒品的制造。在国产电视剧《黑冰》中，由王志文饰演的毒枭郭小鹏本身就是一个药学博士，他自行研制出了冰毒的配方，而他控制着一个大规模的制药企业，用他的“行话”来说，对于那些作为原材料摆放在仓库中的麻黄素，要变成合法的药品，还是非法的冰毒，只要在生产流程中输入不同的运行程序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使得合法的药厂和制毒场所第一次出现了交叉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将与国外毒品原植物的大规模种植区相接壤的地区——如云南省、新疆自治区——视为缉毒的最前线，但是基于新型毒品的生产可以在任何地域、任何时间内进行，这就使得在新型毒品的打击工作中，再来区分何处是前线已经显得没有实质意义。